|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問題。這里所說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指：在一定社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社會治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類型與模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從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體制發展為日益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體制。伴隨著這一進程，國家的治理模式、管理體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多種所有制形式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自主空間擴大，大量社會組織涌現，社會自治程度大大提高。這一切表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中國日益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糾正一些思想上的誤區和偏差，科學建構和發展符合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新的歷史課題，也是在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界限時需要把握的一個重要問題。
西方社會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認識
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以及相關認識，首先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與發展，在英國、法國、德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始出現了游離于政府體制和企業之外的“市民社會”。這種“市民社會”被認為是一個“脫國家脫政治的領域”。“市民社會”成員的主體是那些具有平等地位和“獨立人格”的財產所有者。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看作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其活動的基礎。但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發展進程可以看出，西方“市民社會”的實際形態主要是由相對獨立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構成的，它們在國家政權治理體制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自治。
20世紀初，世界進入“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以及西方國家遭遇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危機，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陷入動蕩之中。在這種形勢下，以法西斯主義為代表的極右翼思潮在西方興起，甚至出現了法西斯德國這樣一批在所謂“國家主義”旗號下實行資本主義專制統治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社會開始反思法西斯主義的慘痛教訓，在思想學術界也出現了一股批判“國家主義”、重新訴諸“市民社會”理念的思潮。比如，有人倡導通過劃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界限來推進歐洲的民主化；有人呼吁在美國復興“市民社會”，以抵御日益擴張泛濫的官僚主義。西方社會工會、婦女、青年以及人權保障、環境保護、社會服務等社會組織大量涌現，對限制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影響和實行有限的社會自治起到了推動作用。應當說，現代西方社會中“市民社會”理念以及社會自治實踐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上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市民社會”的相關學說、理論被大量介紹和引入我國思想學術界，興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市民社會”熱。西方“市民社會”理論被引入我國，有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后人們特別關注國外學術理論方面的原因，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毋庸諱言，在這股“市民社會”熱背后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盤算與考量。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蘇東劇變，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倒下。西方社會普遍認為，社會主義中國將是那一連串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中的下一個。然而，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歷了嚴峻的政治、經濟考驗之后，推進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步伐并未停頓，經濟迅速發展，政治保持穩定。在這種形勢下，國內外出現了一種想法，即希望通過西方那種“市民社會”的發展，通過所謂社會自治的擴大，逐步消解國家的力量，即瓦解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一背景是我們在認識我國的“市民社會”熱、認識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時要了解的，同時也凸顯了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重要性。
深刻把握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首先出現于西方社會，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如“市民社會”理論也主要是基于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那么，我國是否也存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結構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套用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認識我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相應的社會管理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各種社會資源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會管理集中度高，社會生產和生活具有較高程度的同質性。在城市，人們基本上都隸屬于某一個政府機關或企事業單位；在農村，人們都屬于人民公社組織。可以說，那時我國的國家與社會是高度重合的，即人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活動于具有統一性的國家體制中。
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帶來變化的最重要原因，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改變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帶來社會管理體制、社會生活方式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首先，人們的身份發生很大變化，大多數人由原來的公社社員、國有企業職工變成了獨立經營的農民，多種所有制企業中的工人以及個體戶、工商業者和其他自主創業擇業的勞動者。這一現象被我國社會學界形象地描述為“走出了單位的‘城堡’”。其次，與身份變化聯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收入分配、職業生涯、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變，導致以往那種被統一管理和單一組織固定下來的社會模式被打破。第三，身份和工作、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思想意識的變化，人們的自主性、獨立性空前增強。第四，由于上述變化，我國社會也出現了大量的社會自治、群眾自我服務的社會組織。總而言之，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人由原來隸屬于國家統一社會管理體制中的一員變成了“體制外”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會成員。按老百姓的說法，不少人從“國家的人”變成了“社會的人”。這種巨大改變，構成了我國國家與社會的一定程度的“分離”。這種“分離”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成為大量新的社會關系、新的社會現象產生的基礎。這是我國社會發展進步中必然要出現的重大歷史現象，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認真對待。可以說，正確認識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當前我國社會建設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但是，在認識這一基本問題時應立足于我國國情，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
正確認識我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如何認識和對待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上，當前思想學術界和社會上有許多看法和議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相關問題的，但也有一些屬于思想上的誤區和偏差。澄清模糊認識，對于更好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更好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目前在思想學術界有關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許多流行的認識與說法，都是基于西方社會的經驗。西方社會有關國家與社會關系學說中的大多數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它們是試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發展“社會的力量”來消減、遏制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以及統治階級對人民大眾的壓迫和管制；是試圖通過社會的自治，使人民群眾獲得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但必須明確，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這就是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把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這決定了我國的國家體制在本質上是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自由和擴大人民權利為宗旨的。我們通過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我國的國家政權和社會管理體制，不是掌握在資本與權勢集團手中的統治工具，而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保障，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手段，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利器。因此，在我國，國家與社會不是對立的，不能把我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人為地置于西方話語體系之中——把“國家”視為“必要的惡”，把“社會”無條件地視為“善”。如果那樣，就脫離了我國的現實，落入簡單幼稚的窠臼。
其次，要深刻認識到，目前我國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與西方社會不同，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與西方國家特別是那些發展時間早、發展程度高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動員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經過艱苦奮斗、群策群力取得的。其中一條根本原因，就是有黨和政府的統一規劃、領導，而不是一盤散沙、各行其是；不是自發的發展，而是戰略性的發展。這是我國取得偉大成就的制度原因，是我國成功的根基，是我國人民最大的利益和希望所在。因此，在認識我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更加看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政府的作用與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一致性，并在社會建設中繼續保持和發揚這種優勢，而不能邯鄲學步、效法西方。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在擺正我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前提下，應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任務，探索和發展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需要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不斷推進社會建設。不因襲西方的理念，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并不意味著無視國家與社會的差別，不意味著不重視社會建設。相反，面對新的形勢，我們要十分重視我國的社會建設，推動社會自治的健康發展，注意發揮人民群眾和各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實現這樣的目標，關鍵是通過實踐探索，建構中國特色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自治和社會管理模式。按照這樣的目標，當前各地進行了積極的實踐探索，也積累了許多好經驗。其中，最為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黨對社會建設的領導，在發展多種形式、多樣化社會組織的過程中充分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核心作用和重要影響。在我國，廣泛存在于全社會的黨的基層組織是實現社會動員、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在新形勢下，廣大黨的基層組織應根據社會建設的新需要，擔當起新的使命和任務，組織、促進和保障新的社會組織健康發展。這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國家與社會關系最突出的優勢與特色。我們應當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大力探索推進，使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社會自治不斷健康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房寧 周少來） |